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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占筮例 《周易》是古代卜筮之书,为卜筮而作,为卜筮而用。在中国古典正史中用《周易》占卦的筮例很多,在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中记载了二十二个筮例,内容有婚嫁、战争、未来、前景等等,几乎无占不灵。 司马迁在《史记·龟策列传》中,记录了龟卜占筮的奇闻异事、龟卜的方法断法等,并说“王者决定诸疑,参以卜筮,断以蓍龟,不易之道也”;在《日者列传》中,写了楚人司马季主,市井卖卜,刚正不阿,藐视权贵的故事。 陈寿在《三国志·管辂传》中写了管辂一生的二十件筮案,每次都料事如神。房玄龄在《晋书·郭璞传》中记载了郭璞卜筮异闻十几件,令人称奇。作为严肃的正书,这些史学家一般不会哗众取宠,写些虚妄的传闻;他们敢于记载这些筮例,一方面他们自己对此感到神奇,另一方面也是古代的民俗文化与敬天、畏天心理的表现。 在中国古代,卜筮有着很高的地位,是知识分子参与国家决策、参加社会活动的重要形式之一。周朝的姜太公,春秋的范蠡、文种,汉朝的张良,三国的诸葛亮,明朝的刘伯温等等都是占卜高手,他们辅佐帝王,成为一代良相。 汉代贾谊说:“古之圣贤,不居朝廷,必在卜医之中”。古代知识分子并非仅读圣贤书,他们往往精通卜医星相多种技艺,以便做到“达则兼济天下,贫则独善其身”。在古代,方术之士是一种光明正大的职业,卜筮的地位绝不在工艺、技术之下,假如说《周易》跟卜筮没有一点关系,仅仅是一部纯哲学的著作,它会在中国人民心中占如此崇高神秘的地位吗?它会在中国上至皇公贵族,下至黎民百姓中有那么大的影响吗? 古代记录下来的卜筮案例中,不光有筮例,还有当时诸多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民俗等诸方面的内容,值得我们好好研究与探索。 在先秦,用《易》占筮的方法称为“古典筮法”,它运用《周易》的卦辞、爻辞、卦象、易数等元素占断事物的成败吉凶。 例如《左传·庄公二十二年》记载:陈厉公生敬仲时,叫人占卦,遇“观”之“否”,即“观”卦六四爻动,六四爻的爻辞是“观国之光,利用宾于王”,六四爻为阴爻而居阴位,为得位,接近九五 《易》不但用于占筮,还常用于游戏射覆,射覆就是把一些小型物品置于密封容器当中,让射者(猜谜者)通过占筮的途径指出,内置之物究竟是何物。《三国志》中记载了管辂的射覆五例,经管辂起卦占筮都一一射中,并用四言韵语加以表述,试举一例。 例:卜筮得地天泰卦,管辂说:“内圆外方,五色成章,含宝守信,出则有章——此印囊也。”解:泰卦下乾为天,上坤为地,天圆而地方,天在内卦,地在外卦,故“内圆外方”。从颜色来说,乾为大赤,坤为黑为黄,泰二至四爻互兑,兑为白色,三至五爻为震,震为玄黄,故说“五色成章”。乾为玉为金,坤为布为囊,乾为直为言,故说“含宝守信”。震为动,故说“出则有章”。根据以上特征综合判断,只能是印囊。 近代易学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在这例筮案中尚秉和先生,用八卦方位与卦爻辞结合,变卦与互卦相互发明,把《易》运用得出神入化,后来时局的发展正与此断相符,成为易坛一段佳话。 西汉京房,以八宫排列六十四卦的顺序,来表示卦爻象的变化与阴阳消长的过程,并充分发挥阴阳五行的生克制化、刑冲合害的关系,对《周易》的筮法作了改进,世称纳甲之法。 纳甲是以月亮之晦朔盈亏比象八卦,并把十天干代入六十四卦中,再将五行、地支、方位相配合,以卦爻分配天干地支的五行属性及占卦时日的“六神”关系,推断占事的吉凶。又定出世爻、应爻,世爻为主事之人,应爻为他人。又根据其余各爻与世爻的五行生克关系,定出父母、子孙、官鬼、妻财等。由于对六十四卦中的要素和关系作了大幅度的修正和增加,测算的方法纯以阴阳五形的生克制化为主,比较理性化,占断的内容更具体仔细,随意性很小,测算的结果更为多样化,能满足不同层次、不同生活方面的要求。之后,京房《易》成为占筮活动的主流。 唐宋以后,以《易》占筮几乎都采用此法,即“火珠林法”,后又称“六爻”,它以十天干十二地支代卦,以金钱正反面代表阴阳取代蓍草,传统的古典筮法退居到次要地位。 1984年,邵伟华先生就是运用六爻筮法,预测了当时苏联领导人契尔年科病重不起,将于1985年正月病逝的筮案,从而名声大起,一时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,六爻筮法广为流传。 人们问卜占筮,可能是因为对某些事情的成败吉凶存有疑惑,通过占筮在心理上感到放心与稳定,并对要发生的事情有个心理准备。人也常常会在迷惘、不安、焦虑的时候去问卜,意在找到“事件”的归因,从而获得心理上的平衡。通过占筮获得心理暗示,得到心理安慰,可以恢复信心、安于命运、稳定情绪。古人说,《周易》可以助人安身立命,确实有其深层次的道理。(宏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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